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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2007-8-28 16:34 只看该作者
忆丰顺农民运动和武装起义
红旗卷起农奴戟
——忆丰顺农民运动和武装起义
丰顺农民运动的兴起
丰顺县位于粤东山区，境内山多田少，全县20多万人，只有10余万亩稻田，平均每人不到半亩田，加之土地贫瘠，耕作技术落后，水利失修，全县年产稻谷不足3个月之食，除少数官僚和豪绅以大米为主食外，绝大多数人民常年以杂粮为主食。反动统治者不顾人民死活，还要
将各种苛捐杂税强加于民。因此，人民生活非常困苦。尤其在农村，土地集中在地主和地主把持的宗族祠堂手里。地主加上自耕农只占丰顺农村人口的18％，占农村人口70％的佃农，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收获，除交租外，所剩无几，还要出卖劳力打工、挑担，勉强维持生计；还有12％的雇农，连地主的土地也承租不到，无地可耕，只得靠打工度日，生活更是困苦。不少人被迫离乡背井，到南洋去做苦力谋生。因此，实现“耕者有其田”这是贫苦农民世世代代梦寐以求的理想。
丰顺的┟裨硕窃诤７帷⒙椒崤┟裨硕挠跋煜拢晌业吃缙诘母锩摇⒒疃遗砼韧厩鬃匀シ⒍妥橹鹄吹摹Ｔ缭?923年，彭湃在他的家乡海丰县发动农民与地主斗争，成立了县农会，不准地主欺压农民。海丰县的农民运动以后发展到陆丰县及附近几县，影响不断扩大。那时，丰顺的农运尚未起来，但彭湃领导海丰、陆丰农民运动的消息，却不时传到丰顺。
当时，丰顺县境内没有公路，与外界的联系靠水路。在县城东部有个黄金市，县内主要河流丰溪、龙溪在此汇合，直通韩江，是通往潮汕的交通要道，东、西、北各乡的柴、炭、竹、木及其它土产均在此集散，三日一墟，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有个什么新闻，很快传到这里，也从这里扩散到各乡。我的家乡蕉头窝村，离黄金市只有十多里路远。我少年时常跟养母挑柴到黄金市去卖，就听人传说：
“海丰有个财主家的少爷，叫彭湃，把自己家的田契烧了，把田分给佃户，还领着佃户成立了农会，不准地主调田和欺压穷人，真是大善人!”
彭湃到外国读过书，放着现成的官不做领着佃户闹事，怕是中了邪，癫了!”人们把这些当成奇闻，互相传叙着，它象投进一湖死水中的石头，在山区人们的心中引起了阵阵的涟漪。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国共两党实行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广东成了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东的工农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农民运动从海丰、陆丰迅速地扩展到全省各
地，形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冲击封建统治的基石，也冲进了丰顺这偏远的山区，唤起了山区被压迫、被剥削农民，挣脱封建枷锁，争取自身解放的觉醒。这时到黄金市趁墟的人们又传说着：
“现在省里闹起国民革命了，彭湃到了省里，成立了省农会，要减租减息了，地主不能调田。还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嘿!嘿!嘿!现在地主也怕农会了!”
“现在男女要平等了!婚姻要自由了!女人也人了农会!”
我的养父，常在外面帮人家放木排，见的事情多。他以前相信三合会，现时，他也相信农民协会。他对家里人和邻里们说：“还是农民协会好!”这些消息给山区贫苦农民带来一种新的希望，他们盼望有个农民协会，来为自己争得有田种，有饭吃的权利。
1925年冬，国民革军第二次东征，推翻了陈炯明对东江的统治。1926年5月彭湃来到丰顺，视察农民运动，敦促和帮助丰顺各级农民协会的建立。我的一位表兄叫刘阿溪，在彭湃的手下工作，随彭湃一起来到丰顺。那天，他们到黄金市视察我们第四区的农运，。傍晚时，他们来到我家，我见表哥陪着一位客人来到，那客人穿一套香云纱的便装，戴一顶白色通帽，以为是哪一家的少爷，不知他们到我们这山村来做什么?
表哥见我疑惑的样子，低声对我说：“他就是彭湃，现在是省农民协会的常委，来这里视察农民运动，还要帮助我们成立农民协会哩!”我一听又惊又喜，没想到我们日夜盼望的这一天果然来到了，而且彭湃这位传说中的大人物竟来到我家里做客，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招待为好。养母听说后，也很高兴，平时家里都是吃翻薯稀饭，这晚，养母拿出珍藏的好米，特意为他们蒸了两碗干饭，还把自己养的母鸡下的蛋也炒了一碗来招待。
晚饭时，他们一边吃，一边跟我养父、丈夫谈起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在一旁也听得人了神，彭湃见我如此专心听讲，就转过身来对我说：
“农民要过好日子，就要组织起来。”
“组织起来，什么叫组织起来?”我弄不明白，心里纳闷。
“组织起来，就好比巴掌捏成拳头，拳头打人才有力量。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就好象捏成一个拳头，这样对土豪劣绅斗争才有力量。，’经他这么通俗的一比方，我一下就听明白了。他又说：
“妇女要争取解放，争取男女平等，也要组织起来。妇女和男子一样，都可参加革命斗争。”他还用海丰、陆丰和省里一些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事迹来启发教育我。还说：
“你们区、乡最近都要成立农民协会，你把这些道理跟村里姐妹们说说，把她们组织-起来，一起参加协会，好不好?”
我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新鲜的革命道理，心里好象突然亮堂了许多，连声说：“好!好!”我原以为象彭湃那样省里的大官，又到外国读过书，哪里会跟我们这些乡下女子谈在一起。现在亲眼见到他，就象自家的兄长一样，还这样看得起我，亲口对我讲革命道理，还要我把姐妹们组织起来，我打心眼里更加崇敬他。
当晚，邻村有些人来到我家，彭湃和他们就在我家后院开会。大概是商量成立农民协会的事。表哥要我去门外放哨，会议开到深夜才结束，当晚表哥和彭湃就在我家住宿，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走了。随即我村和邻近几个村，相继成立了农协小组。我动员了几个姐妹一起参加了农协小组·，大家推选我当了副组长。我小的时候在私塾读过两年书，喜欢唱山歌，能随唱随编。我就和姐妹们一起，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好处，编成山歌，开会时，我们唱起山歌，这样会场很热闹，来开会的人就多。不久，我们第四区要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区农民协会，大家又推
选我为代表，出席区农民代表大会。在区农代会上，我又被选为区农协委员，大家知道我会编唱山歌，就要我摘宣传工作。当了区农协委员工作就多些，我白天就在家劳动，晚上到各村去宣传，动员妇女参加农民协会，参加减租减息、反对地主豪绅的斗争。我们区是山区，村与村之
间都隔着山，我常常在晚上翻山越岭去宣传。我年轻时有股子“蛮”劲，认定了是对的事情，就拚命去干。晚上一个人走山路，也不怕，到了这年夏天，我们区各个乡、村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
这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农民运动向深入发展。我县各区、乡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开始参加农民自卫军的多数是青、壮年男子，妇女不敢参加，我就动员了几个青年妇女参加了农民自卫军。9月，组织上吸收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为了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上级党组织提出要在农民自卫军里，建立一支更精干的武装，叫常备队。11月，我们第四区农民自卫军常备队成立，我担任常备队的团支部书记。常备队担任巡逻、放哨，查禁烟赌，维持社会治安，并和地主民团进行斗争。因农民势力大，地主民团不敢嚣张，常备队在乡村真是威风，农民协会有了自己的武装，实际上成了乡村的政权机关，乡村的一切事情都要经过农民协会，过去被压迫的泥腿子，现在真是扬吐气了。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
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暴行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向前大大推进之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背叛了革命。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解除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查封一切工会组织，大肆逮捕和枪杀革命群众。紧接着上海的大屠杀，4月15日，国民党右派又在广州制造了“四·一五”惨案，逮捕和枪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国民党省党部并派遣一批反动分子，到各地进行清党。一些丰顺籍的反动分子，被派回家乡，他们控制了县党部和县政府，成立了“清党委员会”，实行清党。他们四处张贴布告，通缉捉拿原县党部执行委员、中共党员黎凤翔等人，并派军警袭击县农会，抓走了县农会负责人、共产党员陈思永。面对反动派的突然袭击，丰顺县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黎风翔等人及时转入农村，联合各区、乡农民武装和农会会员，树起农会旗帜，与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
4月25日，黎风翔领导数百农民自卫军进城包围了县政府，要求释放陈思永，县政府不放人，农军即进行劫狱，与敌警卫队交火，激战数小时，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劫狱没有成功。
劫狱失败后，反动派将队思永杀害了，这更激起了革命群众的义愤。5月中旬，党组织决定举行武装起义，攻打丰顺县城。黎风翔领导各乡农民自卫军约四五千人，高举镰刀斧头和犁头旗，拿土枪、梭标、锄头、扁担，分几路进城攻县城。我们四区和附城区、良乡市的农军一起由黎凤翔亲自率领担任主攻县城的任务。在攻打县城之前，党组织已在城内警卫队中做了工作，争取了20多名官兵，作为起义的内应，原计划待农军打到城外，他们便在城内起义，内外配合，夺取县城。战斗打响后，起义的农军很快便从四乡会集打到县城外，敌人死死守住县城，战斗从早晨打到下午，也不见城内有什么动静，后来才知道，准备起义的战士，被人告发，全部被捕。农军人数虽多，但武器装备差，又没有作战经验，虽英勇奋战，仍没有攻进城去。下午，汤坑区的保安队和民团来增援，城内的敌军见援军赶到，也从城内向外打，起义农军受到前后夹击。为保存革命实力，黎凤翔率领农军退到大田一带山区，在山区继续坚持斗争。6月初，在大田召开了群众大会，成立了大田区革命委员会。在这次会议期间，由刘中天、朱翠英两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4月下旬，国民党右振在丰顺清党，到5月农民自卫军攻打县城失败，丰顺县的革命力量虽受到一定损失，但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仍在继续发展，反动派虽把持了县城和几个大的市镇，但四乡农村仍是党领导的农民武装和农会的势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丰顺县志也不得不承认：“6月奉命清除共产党时，共产党人散往各处树立农会旗帜，受共产党指挥，抵抗政府命令”，共产党“滋曼各处，成难图之势。”
年关暴动夺取政权的尝试
1927年12月23日，东江特秀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各级党部和党员，趁年关将到，地主豪绅、富商、债主，逼租讨债之际，发动工农群众，举行年关暴动，没收地主、豪绅、富商的财产，分给群众，让群众过一个新年。春节前，黎凤翔、刘中天率领丰顺农民赤卫队，在龙溪、黄金市一带举行暴动，两次攻打黄金市。黄金市是交通要道，有 200百多间店铺是丰顺县比较大的市镇。镇内设有第四区联防处，有民团驻守，民团人数不多，加之快要过年，团丁比较松。当时在黄金市外，四乡都是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的势力，所以赤卫队沿龙溪各村，很快打到黄金市，第一次没有攻进去，接着沿途各乡村的赤卫队和农会会员纷纷赶到，起义人数大增，吓得民团抱头逃窜，起义军占领了黄金市。打进黄金市后，我见区团防处门前的旗杆上挂着一面国民党旗，就爬上旗杆把旗扯下。我们在黄金市驻守了三天，没收了地主豪绅、富商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群众，没有打算长期占领黄金市。当得知敌人保安队开来时，起义农军带着没收的财物，主动退回到大田、上林坑一带山区。这次攻打黄金市胜利，大家高高兴兴过了个丰盛的旧历新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没有注意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黄金市把一些大商店的东西也没收了，还烧了一些房子。这些“左”的做法，在以后的斗争中，得到了纠正。
龙溪、黄金市暴动取得胜利，群众情绪高昂。驻九龙嶂山区的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团长郑兴，和丰顺党组织负责人黎风翔商量决定，由十团和丰顺各区农民赤卫队联合攻打丰顺县城——丰良镇。当时，在丰良镇的西部、北部与兴宁、梅县交界的山区，是工农革命军活动地区，东北方向的大龙华乡则是赤卫队的大本营，东、南方面敌人的兵力较强。因此，起义指挥部决定，在攻打丰良之前，先夺取东面第四区的潘田乡，以阻断丰良与黄金、陷隍两个区的联系，形成对县城的三面包围。
2月4日凌晨，起义枪声打响。我和队长率四区的赤卫队，很快就冲到潘田乡。十团的同志和其它的赤卫队，也都很快打到潘田，起义军人数众多，乡联防处没有多少±兵，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抱头逃窜，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当天即发布了《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军事委员会布告》，申明：“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其唯一目的即在举行土地革命，实现不交租、不纳税、不完债之主张，并没收土地分给贫苦的工农群众”。接着成立了潘田乡苏维埃政府，由黎凤翔等6人组成。并打开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群众。2月6日元宵节，起义军与群众在潘田共
同欢庆元宵。
潘田起义的胜利，给丰顺工农群众和起义军指战员极大的鼓舞，革命斗志更加昂扬。2月21日，工农革命军和丰顺农民赤卫队3咖多人以及农会会员近万人，趁攻克潘田之势，攻打丰顺县城。经过三天激战。攻下县城对岸的良乡市，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打垮了良乡的保安队，在良乡四周遍插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的红旗，吓得丰顺县长急电救援，惊呼工农革命军“在潘田打退县兵后，附者益众，盈山遍谷，到处均有匪旗”，“黎凤翔等率众据险扼绝县城与各处交通之孔道，声势极为浩大”，“县城岌岌，请钧座速派大军前来援剿，以救危城”。14日，敌军大部队赶来增援。起义指挥部闻悉后，为保存革命实力，将部队分散撤回原根据地。接着敌人便开始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
在这次撤退的战斗中，我的左腿中弹负伤，在同志们的掩护和帮助下，退到九龙嶂下猴子岽我妹妹家养伤。妹妹家在深山谷里，是单家独户，妹妹是自幼卖为童养媳的。她的家公李开，也是农会会员，见我腿上血流不止，立即用丝瓜络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止住血，又采些草药来洗敷伤口。我在他家住了三个多月，伤口才痊愈。在养伤期间，组织上曾派同志来看望我，并告诉我同志们已转移到铜鼓嶂一带活动。过了端午节我便上铜鼓嶂找到了部队。同志们见我伤愈活着回来了，有的同志含着眼泪，有的拉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有的向我问寒问暖。回到部队，真正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见到这些生死与共的战友，比同胞姐妹兄弟还亲，一股热流涌向我的心头，我编唱一首山歌，表达我的心情：
小溪出水大溪流，同志姐妹处处有。
今日重上铜鼓嶂，来日下县打九洲。
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
1928年2月，攻打丰顺县城失利后，工农革命军撤退到丰顺西部与梅县交界的九龙嶂，和北部与大埔交界的铜鼓嶂一带深山区，坚持斗争。同年秋，五华县党组织负责人古大存，丰顺县委书记黎凤翔以及兴宁、大埔党组织的负责人，来到九龙嶂，与在九龙嶂坚持斗争的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团长郑兴会合成立了五县暴动委员会，推选古大存为主席，黎凤翔负责组织，郑兴负责宣传。随后，揭阳、潮安两县党的领导人也来到九龙嶂，遂成立了中共七县联合委员会，古大存为书记。七县联委成立后，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把过去分散的斗争，联成一起，革命力量大大加强。七县联委的领导成员分别在八乡山(丰顺南部与揭阳、五华、兴宁交界的山区)、九龙嶂、铜鼓嶂，扩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形势对丰顺革命力量的发展十分有利。
在2月攻城失利后，丰顺县委率农民赤卫队撤退到九龙嶂、铜鼓嶂下的马图乡、大龙华乡一带山村坚持斗争。县委领导通过几次攻打县城失败的教训，认识到在当时条件下，要攻占敌人强兵驻守的主要市镇是不可能的。于是将赤卫队分散在偏远的山村，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小规模的游击战争，骚扰敌人。当敌人大部队来进剿时，我们就退到深山去；小股地主民团来了，我们就集中赤卫队，缴他们的枪；敌人走了，我们又回到村里。这种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骚扰得敌人日夜不得安宁。丰顺县长急忙召集二、四、五三区联防队主任和地主豪绅开会研究对策，成立了三区联防总处，区组织了警卫便衣队来对付我们赤卫队。但他们只能守住县城和几个主要市镇，广大的乡村仍是农民赤卫队的势力。同时，我们还到敌军内部开展工作，先后有几个士兵带着枪投奔到农民赤卫队来。有些士兵帮助我们在敌军营中散发传单，使丰顺的反动统治者感到无可奈何，县长吓得弃职离丰。丰顺县志亦有记载：“时共匪猖獗，县长离丰”。
10月，由县委书记黎凤翔主持，在大龙华乡的叶华
村，召开丁丰顺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成立了丰顺县革命委员会，推选黎果为委员长，戴君朋和我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在根据地内开展土地革命。县革委会设有一个裁判部，由朱士庵负责，有一位秘书，有一位财务，还办了一个印刷所，由饶志远负责。
我负责抓全县的妇女工作，丰顺的妇女历来参加田间的主要劳动，还要生儿养女，担负繁重的家务劳动，生活异常艰辛。因此，妇女比较容易发动，很多妇女都加入了农民协会，参加各种斗争也比较积极。为了培养妇女干部，进一步发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和各项斗争。县委决定由我主持在马图乡的谢岗涉开办了一个妇女训练班，各区、乡派来学习的妇女干部和积极分子，约有100来人，办了一个星期就结束了。
办完训练班，我便在马图乡和大龙华乡一带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这时是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只知道要搞土地革命，但具体怎么搞法，大家都不太清楚，也没有看到有关土地革命的条令、法令这一类的文件。那时，我们在山区打游击，与外界的联系少，搞土地革命就凭着自己对土地革命的理解，和本地的实际情况去搞。我们搞土地革命就是土地要归公，田契是土地私有的凭据，破除私有，就要把田契烧掉。这样我们就动员群众把田契拿出来烧掉，不仅地主的田契烧，农民的也烧。我也回家动员养父把田契给我，拿到马图和群众一起烧掉。田契烧掉后，由革命委员会发给土地使用证。这时正值秋收时节，我们组织农民进行抗租斗争，不向地主交租。在根据地内和游击区，地主武装早已被缴了械，农民有赤卫队作后盾，农民不交租地主一点办法也没有，抗租斗争，取得胜利。许多农民又重新加入农会，农会会员增加到近万人，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在各乡先后建立起40来个党支部，党员近千人；建立了县独立团，各区赤卫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贺昌从中央来到广东巡视，他在同年12月30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丰顺
工作最好，有组织的农民群众约万人，兵士极动摇，敌军士兵逃到我们这边来的共有四次了。”1929年3月，广东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也提到了丰顺：“丰顺据前月报告，同志亦有千人左右，群众组织有万余人。去年秋收得到胜利，农民群众对于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涨。”
丰顺的革命力量能够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是与县委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县委书记黎凤翔是一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是丰顺建大乡人，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丰顺特支书记，国民党丰顺县党部执行委员。在“四·一五”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丰顺清党，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黎凤翔和彭在旋等共产党员，及时转入农村，依靠农民，组织农民，树立农会旗帜，建立农民武装，与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率领丰顺农民赤卫队举行多次武装起义，1927年冬初，他与梅县郑兴等同志在九龙嶂建立了广东工农革命军东路第十团，创建了九龙嶂革命根据地。1928年夏，组建了中共丰顺临时县委，黎凤翔任书记。同年秋，他与古大存等人一起组建了中共七县联委，为东江革命力量复兴和红军、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1妃9年底，黎凤翔调省委工作。1930年初，调北江工作，在曲江被捕，惨遭杀害。
开辟饶和埔根据地
在丰顺革命力量大发展的同时，与丰顺交界的五华、兴宁、梅县、大埔、揭阳等县的革命斗争也得到复兴和发展。到1928年底，丰顺西南的八乡山、西部的九龙嶂、北部的铜鼓嶂三块革命根据地几乎连成了一片，而东部穿过县境的韩江也被工农红军和赤卫队所控制，南部与揭
阳、潮安交界的山区，也是我游击区。敌人只得龟缩在县城及汤坑、阳隍等几个主要市镇。1929年初，东江特委机关从潮安搬到丰顺南部蔗溪乡的岽下村，我被调到特委机关任妇委委员。妇委的主要负责人是景姑，特委的领导人有林道文、颜汉章(我们也叫他阿颜哥)、陈魁亚和黄炎等人。4月初，丰顺县委率领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攻占了黄金市和
隍市，击毙黄金区联防主任刘饮堂之子。接着李明光、刘光夏率部又攻占了铜鼓嶂下的黄花村和小胜乡。李明光率部过了韩江向大埔发展。为了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特委决定派我和黄炎、丘宗海、李云香四人到大埔去工作。4月初，我们四人和特委领导颜汉章一起离开岽下，走到黄沙坑分手，当时丰顺的地方武装正攻下留隍，颜汉章去留隍察看。我们四人往东走，过了韩江到大埔，这时，正是清明时节，沿途见到不少群众去上坟。
我们在大埔县的和村一带，做群众工作，不久，便建立饶和埔中心县委，丘宗海任书记，我任县妇委书记。黄炎是东委巡视员，没有在县委兼职。以后又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主席是谢卓元。
大埔出产瓷器，和村也有几个瓷厂，主要生产碗。厂主雇佣了不少女工，把碗一担一担挑到韩江码头装船运往外地销售。我们到大埔后，县委派我到挑碗女工中去开展工作，我就和女工们一起去帮厂主挑碗，晚上就到她们各家去串门。她们跟我说，挑一担碗要走十来里路，才给一角五分钱工钱，饭也吃不饱，不挑连饭也没得吃，没有办法。我跟她们熟悉了以后，就找了几位胆子大的女工，一起对付厂主的办法。那天，我们几个人去挑碗时，就故意走在后面，趁人不注意时，把一担碗摔破。有位女工装着昏倒的样子，我就去把前面的女工喊住，说后面有人昏倒了，并趁机对女工们说：“大家跟厂主讲，工钱太低，吃不饱，挑这么重走得头昏眼花，再这样下去，我们没法挑了。”女工们早就有意见，现在见有人昏倒了，都很气愤，一致说：我们跟老板说，要他加工钱。大家把担子放下，那几个胆子大的女工就去把老板找来，老板一看这个形势，只得答应增加工钱，每担挑工加到二角。这次斗争胜利，女工们很高兴，每天喊着我跟她们一起去挑碗。有的女工还说：今天我们再摔一担碗。我对她们说：“这种办法已用一次，老板加了工钱，就不要再摔碗了。要保护我们的利益，姐妹们就要组织起来，成立女工会，大家齐心，老板就不敢欺侮我们了。”女工们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愿意加入工会，这样，我们就在和村成立了女工会。
1929年秋冬，我到罗村一带去做群众工作。当时，东江特委刚开过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党的“六大”和广东省第二次扩大会议的精神得到贯彻，纠正了过去一些“左”，的做法。根据东江特委的指示，我们把根据地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两类，在巩固区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在游击区，则只进行减租减息的斗争。在分田地时，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和公田，其它的土地没有动；对工商业实行保护政策，私人开的商店和作坊没有没收。这些做法，群众很拥护，土地革命的热情很高，群众发动得也比较充分。一天，县委通知我回和村参加县委会。在会上，
我汇报了罗村一带开展土地革命的情况，以及我们对各项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发动群众的一些具体做法。碰巧闽西特委的领导人张鼎丞来饶和埔视察工作，参加了我们的县委会。他听了我的汇报，很感兴趣，说：“这位女同志的发言很好，她对政策执行得好，很会做群众工作。”散会后，张鼎丞找我聊天，详细询问我的家庭、工作经历等等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他笑笑说：“好!好!”。我觉得闽西这位领导同志很好，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下级很关心。没想到在和村这次会上与张鼎丞的相遇，竟是我日后得以进入中央苏区的契机。
几天以后，张鼎丞回闽西去了。东江特委巡视员黄炎告诉我说：“由于饶和埔县委和东江特委之间隔了一条韩江，沿江各渡口都有敌人驻守，来往不便，上级决定将饶和埔县委划归闽西特委领导，我们原从东委来的四位同志仍要回东委另行分配工作。”1930年1月下旬，黄炎、丘忠海、李云香和我四人，便离开和村回东江特委。我们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韩江边，天色已晚，没有找到渡船，过不了江，就在江边一个小村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早，正准备过江，突然饶和埔县委的通讯员连夜赶来，通知我们说：“组织上已调李见珍同志到闽西去工作，她不要过江回东委丁，我这就送她去闽西。”黄炎要我随通讯员去闽西，这样我就跟他们在韩江边分别，谁知这一别竟是永别。他们过了韩江，回到东委，不久，黄炎被叛徒杀害，丘忠海牺牲，李云香下落不明。我算幸运，到了闽西，进入了中央苏区，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并得到了党许多著名领导人的教诲，这对我的成长和一生的道路有着决定的意义。(原载1991年12月(广东党史资料)第19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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